济宁是孔孟之乡，五千年前的东夷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鲁文化，明清时期的运河文化，独具济宁特色的梁祝文化、水浒文化等，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格局中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在这块文化沃土上，书画艺术是承载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济宁文化名人、汉画、碑刻则是支撑其底蕴的基石。济宁境内出现最早的石刻当属《峄山刻石》，这是秦始皇东巡第一刻石，说明了济宁儒生多、文风盛。这是济宁最为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这一资源和财富养育、滋润了一代代文人。
　　就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而言，人物画成熟最早。人物画至迟到汉代已高度成熟，从济宁发掘的汉画像石便是例证。汉代把“厚人伦、美教化”、“惩恶扬善”作为文学绘画的现实功利职责，人物画的成熟正好有利于完成这种职责。西汉宣帝时画前朝霍光等十一功臣于麒麟阁上，东汉明帝时画邓禹等二十八人于云台阁，说明人物画的成熟和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早已具备。以济宁嘉祥武氏墓群石刻为代表的汉画，“它通过神话跟历史，现实和神，人与兽同台演出的丰满的形象画面，极有气魄的展示了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而以汉画为重要代表的汉代艺术那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那些刻划精细入微的唐宋艺术所难企及的。济宁境内现存汉画像石达数千件之多，无疑出于当时当地工匠之手，不能不说明当时当地艺术之风的浓郁和先民的智慧。

　　“天下汉碑半济宁”。济宁境内现收藏汉碑四十种，为全国之最，且多名碑大碣，雍容华贵如《乙瑛碑》，劲挺舒展如《礼器碑》，典雅温和如《史晨碑》，方整博大如《鲁峻碑》，奇崛可爱如《武荣碑》。其它的如《莱子侯刻石》、《禳盗刻石》的奇古都各具特色。另外，济宁北郊的“汉任城王墓石刻”782石，单字4000余字，汉隶之多，亦为天下一奇。这些石刻遗存，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也为今人提供了借鉴学习的良好范本。

　　魏晋以降，巨迹重光。邹城四山摩崖刻经，汶上水牛山等处刻经，字迹硕大，亦隶亦楷，笔画厚重，气魄博大沉雄，古厚朴茂，堪称巨制，对颜真卿等书风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记有：“（李白）离开了安陆，移家到鲁郡兖州任城东门内”。任城即古代济宁。李白研究界认为李白寓家济宁二十三年，风神潇洒的《上阳台帖》是李白存世的唯一墨迹，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此帖不是李白寓家济宁期间某一个酒酣耳热之际的一挥而就！

　　宋元之际，异族南侵，济宁文化凋零。

　　元后期，京杭运河开通，济宁进入一个新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书画名家辈出。仅清一代而言，堪称一流的书画大家如云。有自南方来济任职者如林则徐，时任济宁运河总督，其书出于《兰亭序》，现存济宁博物馆刻石“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不仅书法写得刚柔并济，温润平和，而且成为做人、做事的至理名言；西泠八家之一的黄易曾任济宁运河同知，政务之余于济宁周边地区搜碑访古，于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在嘉祥武翟山下访得并发掘出武氏墓群石刻，堪称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又于微山两城访得汉《朱君长刻石》，黄易对济宁书画金石之学贡献颇大，济宁书画艺术的繁荣发展应当与此有关。济宁当地书画大家尚有桂馥、孔尚任、孔继涑等。桂馥隶书气势博大，笔力雄强，于清一代堪称高手；孔尚任书名为其文学名著《桃花扇》所掩，然书法温润典雅，书卷气颇足。孔继涑是孔子六十八代孙衍圣公孔传铎第五子，乾隆朝刑部尚书、大书法家张照的女婿，一生坎坷，于书法孜孜以求，在其居处“玉虹楼”面壁多年，搜集各家书法真迹临摹、勾绘，精工刻石584块，拓片装成101册，有名的“百一帖”即此《玉虹楼法帖》。另有《谷园论书》刻石保存至今，弥足珍贵！其他如浙闽总督刘韵珂，兴盛几代的孙氏家族中孙毓汶，不仅官至军机大臣、刑部、兵部尚书，权倾当朝，而且书法“洛阳纸贵”。济宁名宿李铁樵等，在济宁亦颇负书名。

　　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在济宁乃至全国，知名的书画家有：马星驰、吴天墀、唐传猷、董小吾、金灿然、空峒、孔德成、屈万里、杨象宪、陈我鸿、陈金言、刘枕青、孙育孺、张圣时、傅星伯、刘汶农、刘之等人，皆非等闲之辈，在书法、绘画方面成就很大，有的在诗、文、词、赋上也有较大影响，其中不少人称为大家应当之无愧！

　　乔羽是中国词界泰斗，是济宁人的骄傲。他的词作影响了几代人。他的书法也是正宗的文人书法。其书以行楷见长，节奏明显，韵味独特，自有风骨，一纸难求。

　　改革开放以来，济宁书画事业进入了一个繁荣兴旺的新时期。

　　从济宁走出并享誉省内外的书画家有王玉玺、陈玉圃、范正红、孔维克、李一、赖非、李福林、吕建德、江继甚、赵学伦、陈小鲁、董振中、吴远谋、孙景全、陈靖、李新峰、张继民等，他们有的在京津、有的在省城等大城市，各人侧重不同，造诣各有千秋。王玉玺是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又是在书坛有重大影响的书法家。他以行楷书见长，篆隶皆能，他的八体书《古今名人评墨子》获得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的殊荣。陈玉圃的山水秀骨清丽、画风雅静，有禅家风韵；范正红已成为山东篆刻界领军人物，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和书法创作功力深厚，得到当代著名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认可。山水多用水墨勾勒、渲染，既有北方山水的雄奇、厚重，又有南方山水的空灵、滋润；孔维克人物婀娜传神；李一章草纵横奇崛；赖非美术考古独领风骚。江继甚多年对篆刻、书法用功，对汉画像石的收集、研究成就卓著。

　　朱复戡为二十世纪一代大师，张大千曾评其为“千年来第一人”。虽未在济宁工作生活，然多次来此寻碑访古，传道授徒，对济宁书坛影响甚大。孙育孺早年入上海美专后转济南与关友声、黑伯龙或切磋艺事或共办联展，解放初入北京画院，山水、花鸟皆精，工、写皆能。“文革”中回到故土任城薛口村，留下不少书画佳作。潘汉篪擅行草书，草书师法“二王”，对《书谱》下功最多，其书作重法度，尚情趣，沉雄清逸，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他的行草书水平在当今书坛应属上乘，可惜六十多岁就去世了，令人惋惜。刘承闿的钟鼎文早在三十多年前获全国奖，他的篆书以斩截爽利而不失酣畅的笔墨独具自家风范。冯广鉴多年来向朱复戡学艺，草书清心、瘦朗，别具风貌。为把朱复戡艺术馆建在济宁付出了极大心血，先后出版《朱复戡墨迹遗存》多种及《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等，功不可没。孙徵禄是一位不太入群、颇为落寞的人，但他恪守书家信条，耐得住生活的清贫。他笔下的真、草、隶、篆其字结体讲究，虽显质怪生辣之气，字里行间却蕴藉着书法之美，其水平是很少人能企及的，相信不久的将来，他的书法会被更多的人认可、推崇。段玉鹏以他豪放、率直的性情，以技道两进的化境在不断转化他的艺术表现形式，在篆刻、书法、绘画之间相得益彰。同时，他为打造济宁书法、篆刻新高地付出了大量心血。兖州的徐叶翎、市中区的程宝源等，大都秉承其师教而精于书、刻。

　　有成就和活跃于书坛的书家还有济宁的李其勋、杨志举、聂冰如、姜葆夫、胡文善、龙敦聚、吕建德，曲阜的陈松谷、周翰庭、包备五、蒋开征、徐寿嶂、李开元，邹城的李华亭，泗水的杨玉祯、王衍曾、汤振乾，汶上的林成宝等。陈松谷有曲阜硕儒之称。其书常掇篆隶之趣于行草之间，很有影响力。周翰庭是一位有着极深的文学积淀和诗意的诗书画印皆能的书画家，不仅书法独具面目，山水亦追古摹今，手法高超，他笔下浮云幽境令人留恋忘返。吕建德的小楷早已被人们所公认。他的行楷书被北大方正字库收录万余字，作为字模向全世界推介。

　　一批中青年书家是承前启后的生力军。行草书如齐开义、乌峰、王道雨、李振华、韩益、崔悦亮、郑志群、张秀岭、赵子富、李樯、姚素华、陈健、于军，楚简如陈靖、王大中，隶书如谢长伟、何爱民、刘元、陈陀，楷书如刘霖、王金刚、孙明建、刘培露，漆书如汤鲁明。齐开义以身在博物馆得天独厚的条件，加之忠厚、聪慧的性格，书法先以隶书继之行草，又以书入画攻山水，他的山水画用笔精到，笔笔写出，且笔简意密，笔墨相生，显现出“同自然之妙有”的境界。乌峰的书法能让人“过目不忘”，纵横挥洒、激情澎湃之情于字里行间。执意追求“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的境界。很多人为王道雨弃政从书所叹服，一般人难以迈开这一步，这种不为名利潜心书艺的精神定能在他不凡的草书中显现。“去利欲愈远，离美情愈近”即此理。赵子富的楷书沉着厚重，草书洒脱而有法度，畅快而不浮滑。三十五岁左右的陈靖所书楚简功力不凡，又钟情于对古玺汉印的研习，尊古维新，获全国第九届书法篆刻展一等奖，可谓是书法篆刻界的“皇冠”。

　　龚自珍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年轻一代书家生逢其时，或内含筋骨，或外曜锋芒，纵横捭阖，各擅其美，是时代的潮流，也是济宁丰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但愿济宁这块文化沃土能成长起更多的参天大树，荫万亩之林。

　　在同友人论及济宁的书与画时，有的认为济宁的绘画不如书法。若仅从书画群体而言，似乎有一定道理，若从水平来看，亦不可低估。

　　大家所熟悉的老一辈画家如解放前由济宁到济南的吴天墀，擅画动物，尤精画虎，亦工山水、花卉，笔法简练沉稳，形象生动逼真，在山东影响很大。济宁的刘枕青、孙育孺、刘之、张立钊、陈金言，梁山的刘汶农，曲阜的周翰庭，金乡的张圣时，汶上的杨昌峰，曲师大的陈我鸿、杨象宪、高天祥，兖州的傅星伯、秦棠、李宝亮等等，他们的山水、花鸟、人物画都很有成就，他们中不少人在国内外都有重大影响。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杨象宪上世纪五十年代入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学习，师从潘天寿、吴茀之、陆抑非、诸乐三、顾生岳等，其花鸟画为正宗浙派，著名美术评论家郎绍君评其画“平正而朴厚，野逸而雅淡……很耐看。”中国美院教授、博导吴山明称杨象宪“是我国当代杰出的花鸟画家之一，是当代能起承前启后作用的有影响的画家。”陈我鸿同为浙美五十年代毕业生，师山水画大师陆俨少，其人生经历曲折坎坷，令人为之动容，其山水画有行云流水之妙，功力修养远在时下不少名流之上。刘之出身富商之家，加之岳父与康有为友善，藏画甚丰，耳濡目染。刘之先后从孙普周（后居台湾）学画，后入刘枕青门下。读高中时跟关松坪、关友声学画。1951年由内弟何亚述（天津大学教授）介绍拜一代大师陈少梅为师，且吃住在陈家，朝夕相伴。功夫不负聪慧人，刘之在名人门下修炼几十年，其书法、绘画、鉴定、禅学等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书法多以行草见长，灵秀利落；偶作小楷，字字珠玉；篆隶不多写，偶为之不落俗套。无论何种书体，明眼人一看便知“刘体”。所作山水，意境“荒寒”，尤精倪云林一路。七十岁后在笔墨、色彩、构图等方面寻求变法，虽老天给他时间不长，但获得很大成就。他那水墨山水可谓是惜墨如金，寥寥几笔，便生出气韵苍深、宁静幽微意境。晚年在重彩上有突破，虽用笔不多，但生发出油画般的效果。在书画鉴定上，往往展轴半尺，便知真赝。难怪朱复戡来济感叹“济宁竟有个刘之”！黑伯龙夸“真是把角儿”。微山文化馆的赵明程修养全面，功力深厚，近年专攻山水已臻大成；张立钊、杨昌峰都师出名门，山水画风奔放泼辣；陈金言对书画鉴赏有独到之处，他的山水画初宗宋元，后融黄宾虹、张大千等，笔力古秀，浑厚苍润；秦棠的花鸟画别开生面，他那酣畅淋漓的泼墨，恣肆的笔法，狂狷的线条，大胆的设色，使他笔下的花鸟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活力。李福林的花鸟画被不少名家评为：有传统又不死学古人，有创新而不做作……他笔下的花鸟鱼虫生机勃发、神韵飞扬、与众不同。樊运琪既画人物又画山水，中西兼容，笔墨明快而灵动。仙福民的山水可谓是清新隽永、意蕴潇散。正如他本人云：身在车马喧闹处，何如卧沙看闲云……有此心境，何愁妙笔不生花！金乡县的张圣时可谓是又一位具有传奇色彩埋在乡土的一颗明珠。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张圣时写给老师、著名作家李广田的十封信，被李广田用一篇“独特的尺牍体散文”《少年果戈理》推出。在这篇文章里，李广田把张圣时称之为少年文学家、少年奇才、少年“果戈理”，张圣时便轰动了当时的中国文坛。后来，张圣时考取了四川大学，又弃业去中印缅甸远征军任少校翻译。回来后，考入西南联大，继之又考入中央大学学绘画。由于他的诗文、书画、外语样样精通，被大名鼎鼎的傅抱石收为唯一入室弟子。在傅抱石的影响下，张圣时的画已名声大振。解放后被分配到南京文工团，尔后的“三反”、“五反”等运动使其身陷囹圄30年，直至1986年才回到金乡。一生坎坷的他，用他毕生的血与泪绘就了几百幅山水、人物、花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以至好多年，中国美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王琦，以及美国、韩国等著名人士，都在寻找当年的“果戈理”。当我们今天含泪观看电视连续剧《中国远征军》的时候，怎能不为这位名扬大江南北、异国国度的才子不幸之命运而沉思！怎能不为济宁有这样的人才而骄傲呢？许庆山、辛崇华、徐正、王增祥、李家荫、范世安、张寿臣的山水、花鸟皆各有面貌。倘若不是那特殊的年代、特殊的人生背景，这些人定能成为特殊的人——大家或名师！命运对于他们是不幸的，然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又是幸运的——我们中的不少人能有幸与他们对话、能与他们探讨、能得他们的佳作。否则，只能是仰天看星，可望而不可及！

　　中青年画家张涛、张爱惠、齐开义、秦云飞、房俊焘、褚滨、相力、郭睿、张镇华、张健、李新雁、李淑琴、杨华山、何宁、毕东风、王兴顺、姚素华、刘安民、韩应勋、王德亮、孟庆国等人的山水、人物、花鸟画异彩纷呈各有千秋。房俊焘、褚滨的人物画技法娴熟、功底扎实、意境深邃，都有一定的影响。张爱惠以画工笔仕女为主，近年又在工兼写和写意用功。画风严谨，线条刚劲中带秀润，用笔利落流畅，色彩调和典雅，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秦云飞是孔孟书画院勤奋、有才气的画家。早年多见其大写意花鸟画。他的花鸟画给人突出印象是构图上的大疏大密，别开生面；笔墨色彩运用上张扬而富特色。他的工笔花鸟功力深厚，风格鲜明。相力是济宁画坛又一位有鲜明个性的画家，称得上是“笔墨毫端的力士与舞者”。他笔下的人物最突出的是面目之夸张而意得凡趣的佛僧、罗汉、仕女系列，表现独到的笔墨、斑驳如油画般的色调的花鸟系列。他以北派的豪气、大气和胆识不懈创新，在上海这个海派文化大码头占有一席之地，香港《三联书社》副社长陈鸣华称“发现了大师级潜质的画家”。郭睿虽年轻，却已潜心学花鸟画多年，近又去清华深造。他笔下花木鸟虫，线条灵动，点划严谨多变，虚实相生，疏密相间，重墨色又重色彩。济宁书画名家可谓灿若繁星，数不胜数，如上仅是挂一漏万，其风格特点靠一两句难以把握，好在自有行家评说。

　　千百年来的中国画史表明，卓有成就的画家大都是有名的书法家，书与画密不可分，不仅是书画工具的相同，更是文化修养、审美兴趣的相同。如广为人们熟知的“四王”、“扬州八怪”以及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等，其书其画都难分哪个成就高低。难怪齐白石把自己的艺术成就以诗书画印排列。然而，现今不少人却不重视书法，一味满纸涂抹，甜俗薄弱。当代大家陆俨少“三分学画，三分写字，四分读书”的成功实践，应引以为典范。先贤们在书画创作中，重写意、重抒情、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注重书画家的人品修养，学问气节，于书画中重书卷气，文气、逸气、静穆气、雅气、士夫气，力避甜俗气、浮躁气、霸悍气、酸腐气等。于书画之外求高逸之气，其路径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开阔胸襟。以传统经典为师不会走错路子，若一味追求时风，极力夸张变形，扭捏作态，貌似创新实乃浅尝辄止，终难成大器。

　　近观济宁书画篆刻之现实，有几个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一个现象是不少书画篆刻家们已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墙内开花墙外香”、“远路的和尚会念经”，以致造成人文环境、市场环境不优，令不少艺术家们寒心。另一个现象是不少很有成就的书画篆刻家在世时少为人知、不为人尊，而去世后身价倍增，随着年代推移，更显其艺术之珍贵，作品价格也一路上涨。如傅星伯、孙育孺、刘之、刘汶农、刘枕青、张圣时、陈松谷、孔端甫、周翰庭、陈我鸿、潘汉篪、杨象宪等。倘若我们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能够早悟，能够伸出慷慨、友谊之手，共推济宁文化事业、文化名人，那将是另一番光景。还有一个现象，济宁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文化建设特别是硬件建设又欠账太多！美术馆、展览馆、艺术馆、画廊等寥寥无几，与文化大市的要求相差甚远。

　　今天，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制定了文化建设纲要和规划，提出了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强市跨越的目标，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扎实稳妥推进，乔羽艺术馆正在兴建，一座投资数十亿元、规模宏大的东方文博城在规划筹建中。济宁的文化建设必将再现辉煌，济宁的文化艺术人才，一定能在这片圣土上挥洒如意之笔，绘出新的更美的画图。

　　（本文作者系济宁市政协副主席）